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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农民立传的硕士生-【资讯】

发布时间:2021-07-05 20:06:02 阅读: 来源:鞋底厂家

25万字,300多页,26个农民的奋斗史,以展现现代中国农民群像的方式完成硕士论文——研三学生曾维康开创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先例,也圆了自己的“乡土梦”。

乡土情结的苏醒

中等身材,皮肤略黑,湖北口音,笑起来憨憨的。这个乍看没什么特别的小伙子,提起自己的硕士论文,立马神采飞扬。

论文的题目是《农民中国:江汉平原一个村落26位乡民的口述史》。那个村是曾维康生长的地方,他们中有为村里修石子路的乡镇企业家;有在窘境中“下课”的村支书;有身份从“民办”到“代课”再到“聘任”的乡村教师;有为逝者超度亡魂的乡村道士;也有赤脚医生、打工能人、走出农村的大学生、留守在家的老干部……

“如此集中、翔实地展现中国农民群像及其心声,在共和国新闻史上尚属罕见。作品不仅突出展现了当下中国农民的原生态,而且为社会史、政治史、心态史、民俗史等提供了颇有参考的一手文献。”曾维康的导师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说。

然而,曾维康最初决定以这样的方式来完成硕士论文时,对这层意义并没有清晰的预见,只是最敏感、最柔软的那部分情感被触碰之后,泛滥般苏醒。

2009年春节,曾维康回湖北老家过年,正赶上雨雪天气,村里的土路一片泥泞。“这还叫一条路啊!”乡亲们的抱怨声不绝于耳。曾维康问村里的长辈:“这么多年了,村里怎么也不修一条像样的路?”问题一抛出,路过的村民们争先恐后、愤愤不平地跟他讲了一个下午。

直觉告诉他,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选题,他顺藤摸瓜,从“一个村30年没有修起村公路”说起,完成了1.5万字的调查报告——“村级财政如何走向瘫痪》。报告总结出该村财政陷入瘫痪的“汉堡模型”:上有上级部门的催款逼债、乱收费、乱罚款、随意摊派各类集资款;下有农民增收困难,农户拒缴农业税费等各种矛盾。相形之下,村委会犹如汉堡里一块被“夹击”的牛肉,腹背受敌。

一种从未如此清晰的感悟冲击着他:“我在农村看到了问题的存在。中国最广大的农民过得好不好,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。”

曾维康说,其实,农民是一个渴望被倾听的孤独群体,在田间劳作的时候,陪伴他们的只有牲畜;在外面打工的时候,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;遇到不公平的时候,他们只是咬咬牙,生闷气。“但是,只要你能融入他们的生活,他们就会对你掏心掏肺,你会发现,他们竟然有那么多故事。”

同时,他发觉,很多文学作品、新闻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并不完整,农民常常扮演“被代表”的角色。“我想告诉大家,现代中国农民到底在做什么,在想什么!”

我的论文我的梦

2010年4月,曾维康接到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老院长、《人民日报》原总编辑范敬宜打给他的电话:“我从头到尾,一字一句地看完了你的开题报告,很激动,也很感动。你写的话题,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,意义很重大……这是我家电话号码,有什么困难随时打给我。”

老院长的鼓励让曾维康更加坚定了通过论文来表达乡土情结的信念。

然而,对曾维康来说,这毕竟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。作为一个当局者,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客观性?在价值判断上,写这二十几个老百姓的价值何在?不就是那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吗?身边部分人的质疑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让他仍然怀疑自己。

不能向前看时就多向后看看。曾维康想到范院长在谈及一本文集的出版时曾说:“我忽然改变主意,应出版社之约将一部分已经过时的‘杂拌儿’结集出版,原因之一是想起了朱穆之同志的一番话,想为年长、年轻的朋友提供一点‘向后看’的标志物,从而更加坚定‘向前看’的信心和勇气。”

“向后看”给困境中的曾维康带来了巨大的收获:那种对写作初衷的再一次追问,使他获得了重拾自信的勇气,他把这种收获概括为寻找到“最初的美好”——“为农民立传是我在研究生毕业之前的一个梦想。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。”

被这份实现梦想的美好“引诱”着,曾维康辗转鄂、湘、粤等地,历时3个多月进行采访,“任由‘农民在做什么,农民在想什么’这两个问题像一位总司令一样,对我‘颐指气使”。

那段日子里,在湖北老家的田间地头,他干完了自家的农活,就跑到别人家的地里找老乡,挽起裤腿,戴着草帽,蹲在田边,给老乡递上一支烟,喊上一句:“大爷,您这地耕得好啊!”老乡便兴高采烈地打开了话匣子。赶上下雨天是最好的,乡亲们不能干农活,他就跑到老乡家里作采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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