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经济转型艰难

中国经济转型艰难

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结束了，中国不得不艰难地改变增长模式。另一方面，面对中国正在减退的投资优势，不少外资已经或正在考虑撤出中国。　　中国的这一经济转变本身就十分艰难，中国已达到国民经济学家称之为粗放型增长的最后阶段，也就是通过输入劳动和投入资本实现经济增长。现在中国必须向集约型增长转变，通过改善技术、扩大专业知识推动增长。结果是，中国将无法维持过去三十年来近10%的年均增长率。　　按照诺贝尔奖得主威廉·阿瑟·刘易斯归纳的发展模式，中国不再是劳动力富余的国家。刘易斯论证说，富余农业劳动力获取的收入只能维持生活，这是现代产业中低工资的上限，这就使得现代产业变得极其有利可图。　　如同在中国那样，在利用利润再投资的前提下，现代产业和经济的增长可以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。但到了某个时候，农业劳动力变得紧缺，现代产业的劳动力价格上涨，利润收缩，盈余和投资额度下降，国民经济就会受到打击。　　中国现在正处于刘易斯所说的转折点上。结果是在一定的投资水平上，资本对劳动的比例快速上升，利润率急速下降。在刘易斯提到的转折点出现之前，已有充分迹象表明资本强度在增加。这一状况必须改变。　　中国的增长必须通过提高因子生产率来推动，不能依赖资本对劳动比例的上升。前者会带来可持续获取的利润率，后者则导致赢利下降，在当前实际工资快速上升之际，尤为如此。在收入分配不合理时，赢利减少在一定范围内是件好事，但如果走得太远，赢利下降将损害经济发展的潜力。　　厂家迁出　　十年前把生产转到中国的许多外国厂家正在迁回或迁往其它国家。　　中国的成本优势已大幅减退，而且在继续快速减退。企业每年支付的工资总额上升约20%。弗劳恩霍夫研究院的系统及革新研究所发现，2007年至2009年期间，把生产转往外国的企业数目降至15年来的最低点。　　中国高水平专业工作的价格不再便宜十倍，现在约为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。物流和质量问题所起的作用比工资更为重要。例如从东亚走海路大约需要六周时间，这段时间内，资金被绑住，企业灵活性下降。　　有些工作虽然没有迁回，但回到他国。其好处是，运输时间和费用下降，生产明显灵活得多。与中国相比，工资成本差别很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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