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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层干部地方债风险心态录

发布时间:2020-07-13 13:58:37 阅读: 来源:鞋底厂家

举债融资已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发展的常规模式,近年来因“路不正、风险多、难持续”引发关注。

在一些地方债务风险突出的地方,基层干部深切感受到被“逼债”的压力。房地产市场的风吹草动,牵动着一些依赖土地财政、靠地化债的地方干部的心绪。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调研发现,对于如何化解政府性债务,基层干部也抱有各种各样的心态。

“超常规发展就需要超常规举债”

南方某市市长长期关注国内一些城市的发展模式,他对近些年发展最快的城市进行分析后认为,如果抛开质量仅说增长速度,这些城市都是通过大量的政府举债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。

这位市长对重庆、深圳两地过去20年的发展进行对比后发现,一个城市要发展,不举债是不可能的,超常规的发展就需要超常规的举债。他说:“1992年时,重庆的发展远赶不上深圳,当时两市财力的差距最大时超过100亿元,但是从2012年开始,重庆财政总收入开始超过深圳。”在这一过程中,重庆市的八大融资平台起了重要作用。

广西一位干部认为,举债发展,只要能掌握好现金流在时间段上的平衡,就能促进地方跨越式发展,也不会出大问题。他说:“我们开发一个新区,以前把土地整理出来,建学校、医院等基础设施,都是砸钱进去,现在慢慢才有一些房地产。在投资当时看成本很高,负债也较高,随着土地的升值,价值有十几倍的增长,不仅能偿还债务,也能推动地区发展。”

除了“政绩冲动”外,现实的发展需要也是地方政府举债的重要原因。内蒙古的一位财政部门干部认为,有些民生项目,不允许政府“量力而行”,而是“砸锅卖铁”也要去做。他说:“例如,我们这里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,新农合政策普及之后,农民的看病意识提高。但当地医院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,每天爆满,很多人住在走廊里,政府只好咬紧牙举债重建医院。”

“我们错过了举债发展的黄金期”

“我们胆子小,错过了2008年以来举债发展的黄金期”,西部地区一位干部说。采访中,多有基层干部对于当地近几年没能大规模举债发展而感到遗憾。

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财政局副局长张显刚等人认为,湘西的负债率在全省最低,并不能说明湘西金融风险控制得好,反而说明湘西在运用政府投融资渠道方面“后知后觉”。

湘西干部们介绍,以交通建设投融资为例,湖南多地以百亿元计算,湘西才刚刚搭起平台。别人的很多项目已经建成,湘西刚上来却遭遇到国家踩刹车。当地有人议论,没赶上地方融资的“末班车”,反而踩到了收口子、控风险的“蛇尾巴”。

湖南省长沙市一位干部表示,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举债建设方式以来,相关金融政策时紧时松,存在“一管就死、一放就乱”的现象。政策的摇摆,催生了地方干部一种心理:抓住机遇赶紧贷款,搞得早是经验、成绩,搞得晚是问题、要被查处。所以一旦政策松动,就纷纷“抢机遇”、“求发展”。

湖南省一位地级市副市长说:“我们去年搞城市多系统提质改造,光是道路建设项目就有207条路同时开工。说实在的,真是扰民。城区一度汽车无法通行,周边城市的摩的司机都跑到我们这里来拉人。幸好那半年多久旱无雨,老百姓虽怨声载道,但还是可以忍受。”半年之后,大部分项目竣工,城市面貌焕然一新,市民纷纷叫好。在一些网络论坛上,上半年的骂声和下半年的赞扬声形成鲜明对比。

他说:“这么干,不得已啊。政策变化大,抓不住机遇,一等又不知道要多少年。”

“前任借钱,后任借更多的钱”

“地方政府举债,大多数会想到还;有的本来想还,但后面形势变化了,还不起了;也确实有的压根不想还。”南方一地级市市长说,比如一届市长任期5年,刚来时借钱用,等钱用完了,城市发展了,没等还钱,就调走了,新一届市长又来了。

他说,没有哪一任市长会想“我不干别的事,赶紧把钱还了”,因为上一任市长借钱搞了街道、广场,升迁了,新来的市长也得干点事,所以也去借钱……到后面第四任、第五任,已经“债多不愁”了。本文来源:瞭望观察网

多位受访基层干部对无节制举债表示担忧,中部省份的一位干部说:“有限任期的官员,不会对长远负责。前任借钱,后任借更多钱。借钱越多,摊子越大,表面上越繁荣。如果再不管住地方官员乱借钱、乱投钱的手,风险将继续累积。”

今年以来,我国开始尝试把政府性债务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中,防止“前任借钱,后任借更多钱”恶性循环。对此,受访基层干部也提出自己的见解。

广西一位城投公司负责人认为,把债务纳入考核,操作起来有难度。首先,要确定债务是谁任上搞出来的,从到任开始算起还是连历史债务一起算?其次,消化债务,地方上最主要的来源是靠土地出让,这在无形之中也会推高地价、房价,形成经济泡沫。

“过年像过鬼门关”

“一年当中,前3个季度是建设局,到了年底就成了信访局。”湖南省西部山区一个贫困县住建局负责人提起地方债,苦恼又无奈。

他说,县城道路等公益项目融资,其实就是靠拖欠工程款。到去年底,欠款达1.42亿元,其中既有材料款,也有农民工工资,最长的一笔欠了七八年。每年过年期间,全局上下都像过鬼门关,大家到市里、省里去“截访”债主,成了家常便饭。每年底都要筹些钱,给各个欠款项目和债权人支付一些,主要是为了息事宁人,把欠款建设的“游戏”继续下去。

内蒙古一家建筑公司在西部某县垫资修路,共投入8700多万元,完工以来一直派专人盯在当地向政府讨债,如今已三年多了,一分钱也没要到。“不是不给,是真的没钱”,当地政府负责人向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诉苦,“这钱只能慢慢还,每年付个三五百万,要是一次性支付了,政府就揭不开锅了。你看我们的办公楼,危房已经好几年了,没钱修。”记者采访了解到,当地经济以农业为主,最大的税收来源是一家酒厂,但最近两年酒厂生意不好,税收大幅下滑,连财政供养人员发工资都有压力。

一些基层干部对地方政府举债成本一路走高深表忧虑。湖南省常德市一位干部介绍,现行的政府性融资没有“正门”,融资大多通过中介机构实现。他说:“高利率也要咬牙贷,为什么?怕资金流断链。如短期的‘过桥’资金,12%至15%的利率,这是个无法持续的金钱游戏,利息越来越高,效率越来越低。”

在一些资金需求迫切的地方,有的干部抱着“只要能弄到钱,干什么都行”的心态。广东省一位干部说,由于有关部门对发城投债的要求较高,有的地方在实际操作中就需要通过调整财务报表、注入资产、提供文件等手段去争取,“搞一些不真实的材料,或者搞一些不真实的业绩,为了筹集到资金,不择手段。”

“最担心土地价格下跌”

由于房地产市场出现波动,使得来自于土地的财政收入下滑,这让一些地方干部忧心忡忡。

辽宁本溪高新区一名干部告诉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,由于涉及土地的收入下降,今年高新区财政收入可能要比去年减少5亿元。“高新区还在建设初期,工业和商业税源处于涵养阶段,税收还离不开土地。但现在地价下滑,而且土地开发得也已经不少了,下一步的发展资金将更加紧缺。”

“现在拆迁、动迁越来越难,如何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,对地方政府来说确实是个重要课题。”这名干部说。

东部一位基层财政干部说,目前经营土地的成本越来越高,包括征地费、指标费、新增土地使用费、耕地使用税,等等。

“现在最担心土地价格下跌,财政收入减少,储备土地变少。”东部一个地级市地税官员直陈,当地土地出让金占到可用财力的四成,房地产相关税收占到税收收入的20%以上。由于财政收入增速放缓,只能借新还旧。“房地产价格一旦下降,政府日子很难过。”

“我们最担心土地政策变化。”多位受访地方干部说,税收政策调整对乡镇影响不大,当地更依赖于土地出让金。从国家政策调整情况来看,今后土地出让收入只会越来越少。“建议上级逐步减少对地方税收的分成,抽得太多,一旦土地出让金不够了,乡镇政府连人员经费都凑不上了。”

“债务还不上谁来兜底”

对于如何化解已经显现的债务风险,受访基层干部开出形形色色的“药方”。

有地方领导公开说:“我们才不管债务,当年沿海地区发展时,我们没有发展。现在我们借了债,将来还不上肯定要中央来背。”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了解到,由于历史上曾有过国家兜底化解“三角债”的先例,所以“国家来兜底”的观念在一些基层干部中颇有影响。

广东省一位干部说,政府不能用投行“击鼓传花”式的思维做融资,地方债要“自家孩子自己抱走”,如果真的抱不了,就要省里甚至国家出手,但施救的同时一定要有责任追究。对于个别地方债风险,需要针对不同城市的不同现状,采取不同方式拔出“引信”。各地可以针对辖区内的地方债设立一笔风险准备金,密切关注债务状况不好的地方,如有异常,随时采取措施。

也有基层干部认为地方债风险问题不大。湖南省常德市融资与债务管理办公室负责人表示,我国仍处于一个相对高速的发展阶段,足以应对各地有限的债务规模。有些风险不是信用危机,而是一个与期限、利率、增长幅度相关的结构性问题。

“解决地方债问题要化繁为简。”这位干部建议“三急二缓”:当务之急一是对现有债务视同主权债务处置方式,在实行地方政府担保之外,解除其他所有抵押担保;二是地方性债务全部延期到10年以上;三是利率全部回归基础利率水平,包括信托与基金产品。相对缓和的办法:一是发行地方债券置换现有临期债务;二是成立一个专业的政策性银行“接盘”。(记者:刘军 苏晓洲 叶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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